其《周礼翼传》亦有《天王会通》一篇，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目的在显扬王者宪天而出治之意。
童维岩之《礼记新裁》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6]王应电注《周礼》，首先不信冬官未尝亡之说，认为冬官确实已亡，但又不欲以《考工记》补之。
[24]天所表现的伦理原则是经，具体仪文是经的表现。[23]在郝敬看来，天地万物之自然差别即蕴含礼。他的结论是:若斯之类，风影附合，涛张为幻，不可从也。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31]三、《礼记》《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礼记》类著作五十余家。
故《四库提要》认为此书中理学之言固浮文妨要，但又能以注疏为根抵，尚变而不离其宗。圣教约为要，复礼为仁。《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注释，现录于下：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如对有国之母的解释说：母者，道也。这是用无和有以说体和用之关系，以明形上与形下之关系，而对《老子》作了以无为本之本体论解释。例如《经上》中说：久，弥异时也。
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解释与《左传》不同，这里暂不讨论。但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现在J.丹豪色的著作中。
在《学人》第13期（1998年3 月出版）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后，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反映。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解释孰知其极则谓：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例如，以齐简公失政于田成为例，说明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如果我们再从先秦典籍中找其他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也许还可以找到若干不同的解释形式，但我认为上述三种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这种对《易经》的本体论解释模式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如王弼对大衍之数的解释，王弼《老子指略》对《老子》的解释。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先秦道家虽于哲学思想上多有创新，但仍对古代典籍非常重视，老子尝为周守藏史，其文中多引用古圣人之言，《庄子》书中多寓言，往往托古圣人之言以抨击今人之非。这样一种对字义的解释，很有点像今日之专业字典或辞典之类。
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自西汉末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翻译问题自与解释问题相关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因此，能指应用的范围更没有标准了。《易经》的六十四卦是一个整体性的开放系统，它的结构形成为一个整体宇宙的架构模式。其实在道安时已注意到，用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佛典往往会曲解原义，如他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例如，以齐简公失政于田成为例，说明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关于古代诸思想家对历史传统的看法非本文所应详论者，但中国之重视历史传统与重视对经典之注释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这是说法应有其相对稳定性，这样老百姓才能有所遵循。就这点看，《系辞》把《易经》解释为一平面的开放体系和立体的延伸体系的哲学，无疑有相当深度的哲学智慧。
《系辞》中还说：天地＠②ｙùｎ＠③，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0世纪50年代加达默尔又把海德格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专门的哲学派别。
韩非之所以如此解《老子》，盖因《老子》书中本有相当部分也是讨论治国之术的，故《史记》把老、庄、申、韩放在同一列传之中，不是全无理由的。他还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86年）以前。
《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当然有很多解释问题可以讨论，本文只就其中包含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两大问题来略加探讨，而这两个不同的解释系统在实际上又是互相交叉着的。从这三点看，中国的解释问题可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下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一套自己成体系的解释问题的理论。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些分疏，太极生两仪……仅是个符号系统，而天地＠②ｙùｎ＠③……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就不是符号了，而是一个实际的宇宙生化过程。《阴持入经注》释五阴种说：五阴种，身也。
朱善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例如《经上》中说：久，弥异时也。
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云云。关于《墨经》的《经》与《经说》，我认为并不是先有《经》，然后才有《经说》，而是有《经》的同时就有《经说》，或者说《经》与《经说》不是不同的人写的。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古代注释经典的历史梳理来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在那篇《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一文中，我对西方的解释学只作了非常简略的说明，在这里我将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解释学条目作一点补充。
其后另一系支娄迦谶大乘般若传入，又往往以玄学（老庄学之发展）解释佛理，有所谓格义、连类之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阴和阳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性质，此一方不能代表另一方，只有道既不是阴又不是阳，但它是阴阳变化之宗主（本体），故曰神无方，易无体也。甚至荀子也认为仁人之务，上则法尧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
另一条为对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谓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初，东汉安世高系小乘禅法多以佛理配当时流行之道术。
进入 汤一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典诠释 。《高僧传·慧远传》谓：慧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何晏的《道德论》和《无名论》也是对《老子》作的整体性解释。
